写在记忆仍鲜活，集体修行开始时

差不多一个月前在Tea Leaf Nation上发了第一篇文，到现在为止写过的话题有在加纳的中国淘金者，网民对陈水总的反应，还有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一开始只觉得写这类新闻评论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把我news junkie的本质和写作联系起来，作为工作之外的一个兴趣爱好，何乐而不为。但完成了第一篇，才真切了解到这个行当往往要求人去直面令人心寒的消息，不仅仅是浏览，而是深入的去探寻，并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机会，所以立马对做调查报道的记者们有了高一个层次的尊敬，特别是那些在这个行业里奉献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坚持的人们。两年前看屏风表演班的《京戏启示录》（李国修先生，RIP），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从确定话题到完成初稿，到来回编辑，再到定稿，差不多需要一到两天的即时跟进。如果我能坚持写下去，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

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都在波士顿参加哈佛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一个集结了一群希望用各类创新来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年轻人的项目。对于常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我，想加入国内社会创新的队伍却又像没头苍蝇一般，申请种子班的初衷也是为了找到志同道合的组织。这初衷通过这安排满满的一周当然是如愿以偿，周四的总结会开得特别长，但是有些感受还是只能在稍稍沉淀之后才能化成文字。如果你是种子班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我想再次说声谢谢；如果你不清楚种子班是什么，我希望你能用几分钟的时间，看完我所写的，也去看看Harvard SEED的网站和微博，感受一下中国年轻人自己创造的理性正能量。

种子班开课的第一天，习惯了在办公室里敲电脑的我一下子认识了一屋子活得鲜活，踏实，接地气的人。安排好的讲座课程和小组讨论固然让人大开眼界，但是最令人受益良多的还是和种子班成员的私下交流。在我还在愿景坚持写新闻评论的时候，种子班有太多的参与者早已将坚持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某天晚上分组讨论之前我和扎西坐在一起，因为在资料里看到她在去玉树前当过瑜伽老师，所以问了问她现在还有没有在做瑜伽。她告诉我因为玉树的天太冷，有快四千米的海拔，所以大多数时候冻得骨头关节生疼，舒展不开也没办法练瑜伽了，这次来美国顿时觉得筋骨放松了。扎西已经在玉树利民学堂工作了好几年，为藏区的失学儿童提供受文化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机会。陈一和我的工作都属于能源环境行业，也都在国外留学多年。他在巴黎时参与创办“鸡鸣时”沙龙，为在巴黎的中国人创造一个讨论时事碰撞思想的空间，因为理性的空谈不会误国，而是一种集体成长。鸡鸣时沙龙两年前成立，已经举办了快70次活动。风趣幽默的田老师是回族人，是银川市穆斯林孤儿院的院长，长年为70个孩子的成长奔波操劳。他时常带我们在剑桥走街串巷去清真餐馆觅食，乐呵呵的把他们的院报塞给我们浏览。一帆和阿菜是种子班成员里的流浪派，一个已经走了42个国家，仍在路上昂首行走，但每天的预算不超过25美元，另一个行走于世界各地搜集社会创新的点子和故事，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加入行动的行列。

在种子班，梦想这个字眼会时不时出现。可是与梦想的宏大与美好相比，行动上的坚持才令人动容，而细节往往繁琐与冗长。坚持是扎西日日夜夜去习惯刺骨的寒风，是陈一和其他鸡鸣时的组织者每周都要解决场地问题，是田老师每天观察跟进孤儿院的孩子们，是一帆和阿菜用一颗好奇之心去面对接下来未知的旅程，即使是在被抢，被偷，感染疟疾之后，而这只是种子班所有人坚持的一个剪影。

社会创新实践是从一小撮人开始，但要做成气候，需要的是大部分人的参与。而要做到让其他人参与的第一步并不是向外放射性宣传，而是向内层层追问，这也是种子班课程里Marshall Ganz领导力课程培训中最重要的一课之一。要说服他人，必须得先经得住自己的追问：为什么你关心这些议题？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你尤为重要？你现在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事件和时间点对你价值体系的建立意义重大？而这个追问的过程，也许会触碰你试图忘记或不愿提及的过去，也许会让你沮丧烦躁灰心丧气，但只有抗住了这层推敲，才能更确定自己的信仰，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故事。而一个能让他人信任和受到鼓舞的真实故事，往往是撬动现状通往改变的必要条件。

过去的一周是一场不间断的狂欢，现在喧嚣暂停，在狂欢后的寂寞中继续前行，才是的我们集体修行的开始。种子班里的每个学员都有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继续跟进的社会创新项目，我们也许会产生摩擦和争论，也许完成目标需要的时间比我们的预期要长得多，但幸好过去一周的分享和交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不论过程有多艰辛，我们仍然是一个community，一个包容理性讨论，提供支持的community。第一天ice breaking游戏的时候和瀞仁互换信息，她是这么形容她自己的：“圆，温，软。因为我脸很圆，性格很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也是软软的。”虽然是个声音柔柔的女生，但每次看瀞仁做安全照护的项目展示，总会以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被信息的专业和理念的完整所打动。最后两天智行基金会的杜聪老师来做演讲，后来基本上SEED所有活动都有到场，不管是点评项目还是和学员们私下交流，也是走娓娓道来这种风格，不急不躁。我们这一场集体修行的终点，也许就是在实践中被打磨到温和且坚毅。

最近是毕业季，毕业演说词里总是充斥着试图给人打鸡血的字句。我最爱的一篇毕业典礼演说，是2005年作家David Foster Wallace在Kenyon College的演讲，里面并没有鼓舞人心的口号，但每年重读时，都让我有新的收获。他说，“成年人的生活看起来是由毫无意义的，一直重复的事件串联而成的，而人在面对日复一日的波澜不惊或是处处有那么点不如意的生活时，最容易的应对方法就是感到百无聊赖，去抱怨和发牢骚，而且感到自己不被幸运眷顾，这也是人的‘出场默认设置’。但是自由是需要被争取的，自由是清醒的反抗自己的‘默认状态’，是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看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浑浑噩噩的一直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在这一周里得到的最大鼓舞，就是认识了一群正在清醒的选择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的人，更是一群能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点滴实践，有耐性去经历繁琐细节的人。

很多人说，等我有钱了，有时间了，我再来做和公益和社会创新有关的事情。也有人说，这个阶段我的投入产出比太低，所以还是等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再做吧。种子班里遇到的各位，不管是学员还是组织者，都让我看到了参与方式的多样性，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那些积少成多的点滴实践在资源不宽裕时才更显难能可贵。不论你是种子班的成员，还是碰巧路过看到了这些文字感受，我们都共勉之。

The Fault in Our Stars

从纽约搬来华盛顿大半年了，陆陆续续地去了不少观光客才到访的景点（免费景点多就是这点好）。在Library of Congress参观的时候，讲解的大叔有倦怠之意，加上周末客流量大，周围显得嘈杂，索性忽略了大叔，仰起头开始打量梁上印着的名言警句。同去的C和我同时看到这句：

“The fault is not in our stars, but in ourselves, that we are underlings.”

讲解的大叔还在介绍墙上的壁画，我和C便窃窃私语起来，说这话说的也太刻薄了。 迅速的google了一下才意识到我们的孤陋寡闻，这话的出处是莎翁的《凯撒大帝》，不过不知出处也不影响理解，原文是“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所以这大意是，有任何闪失，别怪命运也别怪天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是loser。

阴差阳错的，前两天看完了一本小说，题目就叫《The Fault in Our Stars》。平心而论，《The Fault in Our Stars》和平常看的书相比，算是个outlier —— 字体偏大，行间距较宽，主人公是两个未成年的高中生。可他们不是大街上随处可撞见的荷尔蒙过剩的少男少女，因为从他们刚刚成为青少年开始，癌症就已经与他们为伍了。Hazel的病情在控制之中，但癌症永远不会远离她，因为肺部积水，她所到之处都得背着氧气瓶；Augustus在书里的一开始刚刚脱离癌症迹象14个月，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一条健康的腿。故事里发生了什么就不剧透了，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泪眼婆娑数次。整本书读起来不费力，幽默感四处开花，但故事却一点也不轻松。就算主题是纯纯的young love，但因为可以清晰的听到死神临近的脚步，我也不自觉的开始审视自己的状态。

恰巧，过去的一两周是事故高发期。吕姓姑娘在波士顿不幸丧生，大多数留学生，不管是不是在波士顿甚至是不是在美国，心里大概都打了个冷颤。我来美国快八年了，从一个当时刚成年的人，到现在加速度的奔三，从人烟稀少的小镇到每天都不愁没人自high的大都会，吕姓姑娘辞世的消息难得的让我清晰的意识到，我和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有一层看得透但穿不过的隔阂。八年的时间，可以让人毫不费力的开美国政治的玩笑，看到可爱的事物会说“awww”，令人反胃的会说“ewww”，在搬了一次又一次家之后，终于能像搭积木一般慢慢让自己稳定下来，你一步步拼起来的家具，好像在为仍在继续的漂泊纪念些什么。若是和陌生人攀谈起来，当被问起来自哪里，如果回答是中国，别人会说，oh no, I mean where did you grow up in the US？这时候只能微笑着耐心的说，China，born and raised。波士顿爆炸案死者名单确认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只有这四个字：客死异乡，然后这四个字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袋里打转。因为那个逝去的生命，完全有可能是你我他。

可是我认定的那个故乡，回程却好像越来越不清晰。去年开始工作前趁还有几周消停的时间，回国陪家里人去西安玩了一趟。火车到洛阳时我准备下车去买早点，跟站在车门边的一个阿姨聊了起来，和阿姨们聊天一定会被问到年龄职业加婚姻状况。知道我在美国刚毕业，她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你不爱国啊。”早已习惯了回国时被长辈们用各种语气询问关于万里之外的生活，但头一遭被当面直接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还是怔了一下。那位陌生阿姨的态度，我想并不是少数意见，我们这些成年后不久就在他乡生活的人，好像再也不会被当作自己人看待了。而我们自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会对故乡水土不服。

前两周正好遇上工作签证的摇号，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两方都算冷静，把各种情况假设好了再想对策。父母总是有安慰孩子的方法，有效与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爸妈一齐说，“没抽到签证也就认命了，回武汉吧，还怕找不到工作？”实话是，我还真怕。出国八年了，面对相对来说十分开明的家长，我仍然在寻找一个有效的方式试图传达这个信息：我们这一代人，不清楚下一步棋是何种局面可以说是一种常态。我们不再有清晰的身份定义，而是像海绵一样吸收所能触碰到的，不管是美国，英国，法国，瑞士，瑞典，还是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可能被看成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人。可是这夹缝里人口基数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夹缝也会变成令人感到自如的常态吧。

前天在办公楼里的厨房泡茶的时候，跟我特要好的一同事也在，讲了两句后就泣不成声了，她情绪平复后才知道，她刚接到一个电话，高中的发小遭遇车祸离世了。生死本不是茶余饭后都会议论的话题，但最近的出镜率却格外高。虽然各人都熟知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要完全接受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显然人人都还需要更多的历练。那天正好接到律师的电话，说工作签已经批下来了，这也意味着我和这个归属感渐增的异乡还有些未尽的缘分。最近听到看到经历到的偶然事件骤然增多，在这也要斗胆反驳莎翁一下，就算我是愚钝之人:

Maybe the fault is in our stars after all…

从福岛，到核四，到？

上周某天早上收到了一连串群发邮件，发件人都是两年前一起去了东京三天的研究生同窗。3月11号那天日本大地震两周年，便收到了毕业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有心人的问候。到东京时大地震和海啸刚过不到48小时。福岛的核机组因为冷却设施失灵而一个接一个的爆炸，失火，更糟糕的是爆炸波及到了存放核废料的地点，于是才有了持续至今的核泄露。

即使在当时无比特殊的情势下，东京的空气里也嗅不到灾难降临的味道。也许离焦点最近的地方，也是最宁静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东京有些像战地电影里常用的一招，即使枪林弹雨还在继续，可是背景音乐已被关闭，剩下的是更振聋发聩的安静。地铁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伴着轻快的音乐，一切都好像正常，但一转角，便利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饮用水早已售磬。那几天地铁还没完全恢复所有线路，夜幕降临时，便利商店外的巴士站等公车的人群已经蔓延了好几个街区，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精确的距离，非常有日本特色的把秩序这两个字诠释到了极限。

那几天里信息的贫乏和语言不通反而让人轻松不少，没有人能确切的评估福岛的影响，甚至没有人能确认灾难的起因是地震，是海啸，还是不能够怪到天神头上的人为因素。所谓的blissful ignorance，就是这种感觉吧，可是美好的无知并没有持续多久。5月份德国便宣布了全面弃核的计划，表达出效仿意愿的国家也不在少数。

几个月之后，当时修的一门课布置了一个跟福岛事故原因有关的课题，那时我才有动力和压力坐下来抽丝剥茧，看看新闻标题下到底写了些什么。日本现今的能源政策框架是70年代制定的，而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资源独立，所以才大张旗鼓的鼓励核能。一直负责监管核能的日本经济产业部难辞其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少经济产业部的官员在离开政府部门后都在福岛电厂的母公司东京电力找到了事业第二春。这种利益上冲突也把体制上的漏洞越捅越大。福岛核电厂周围有一圈防浪墙，因为监管的疏忽，东京电力公司才有机可乘的只把墙只修到规定高度的五分之三。这种偷工减料在只有地震发生的情况下也许并无大碍，但在海啸的冲击下便显得不堪一击。大地震发生了一年多后，国际原子能组织才发布了事故原因报告，说之前大众认定了海啸造成了冷却器失灵，但经过调查发现地震也对核能设施造成了破坏，推翻了之前福岛设施足够耐震的说法。

所以灾难的起因，是地震，是海啸，更是不能够怪到天神头上的人为因素。

最近常常会在新闻里看到和核能有关的议题，不仅仅是因为大地震的周年纪念日又到了，也不是因为两年在日本的照片又在Facebook上被挖出来，而是因为在台湾越来越壮大的“反核四”运动。我们这一代在大陆长大的人，接触到台湾的新闻的首要途径还是通过娱乐。3月9号台湾北中南东废核游行的前一天，张悬在Facebook上发了一条状态：

明天見。
明天街上見。
帶著信念或想得到資訊的心，
我們珍惜相見並肩的時光，
傳遞真實的資訊，摩擦憂慮與盼望，
然後明白我們想要什麼，該要什麼，
我們還值得一起做些什麼，

明天廢核遊行見。

看了看新闻才知道，“反核四”是一场纯草根的运动，起初跟NGO和党派无关。从80年代初兴建台湾第四座核电厂的计划提出以来，厂址周围靠渔而生居民就因为担忧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而极力反对核四的实施，而核四的试运行也屡屡失败。福岛事件后，台湾和日本地理特征上的相似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加入到“反核四”的队伍中。而除去对自然灾害的担忧，核废料的处理方法至今除了密封存放并没有其它有效的方法，这也让不少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加入了游行。台湾行政院在2月底宣布，核四是否续建将交于公投决定。不过过去所有公投的案例，都因投票率不到50％而以无效告终。反核的民众觉得不应经过公投，应该直接宣布停建，所以行政院的决定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一运动中。

3月9号台湾的游行照片里有不少有创意的海报，但见得最多的还是那幅印着台湾岛轮廓的旗子，上面印着“反核，不要再有下一个福岛”（No Nukes, No More Fukushima）。旗子是一个咖啡店老板去年自己设计的，她自己联络了100个店面，口耳相传一起挂起那面旗子，为游行里旗海飘飘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公视采访309游行的时候想专访这位咖啡店老板，却被拒绝了。她拒绝的原因挺触动我的，因为她说她不想只阐述情绪。因为在台湾的反核运动，不仅仅是在艳阳高照的某天走上街头喊口号而已，而靠情绪支撑的讨论往往是不能长久的，公民运动里最难能可贵又不能缺失的，便是能丝丝渗透的理性讨论。就像张悬在她的状态里提到的，这是一个摩擦的过程，在忧虑与期望里摩擦，更是在真实的资讯和自我的认知间摩擦，这必定是个艰难的过程。

美国的能源信息组织上一次做台湾的专题年报是08年，当时的数据是核能发电占总量的18％，现在这个百分比只会更低。为了保证供电，惯例是发电源能提供的总量比全年用电量最高的一天还要高上18％到20％。所以就算没有核一核二核三，台湾大概也暂时不会出现电量大紧缺。核能的宣传点从一开始都是运行成本低廉，效率高，并且不会排放含硫含硝的污染物。但是如果算上核废料的处理和需要加强的设施安全，核能的运行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核能真有一天被降为零，还是找到替代才行。而天然气需进口所以面临成本问题；煤炭发电要面临空气污染增加的可能性，除非安装会提高成本的脱硫脱硝装置；风能太阳能发电又涉及到电能储备，因为风不会24小时一直稳定的刮，太阳也不能全天候的绽放光芒。这看起来是个没有万全之策的情形，所以理性的讨论才尤为重要，咖啡店老板的那句“我不想只阐述情绪”才更打动人。

我现在做的工作，成天要和各种跟发电资源有关的资讯打交道，常常因为需要放大各类细节而忘记了大环境的存在，着实有些讽刺。去年Sandy飓风让曼哈顿39街以下断电了好几天，朋友发来短信说，你真该来看看，下城跟中了邪的鬼城一样，连红绿灯都没有，街道乱成一团，充电都得往上城走半个小时，最后的结论是：“You are in the right field.”

谁也不想看到福岛的悲剧重现，核四的结局仍然未知，而我的祖国境内，除去6座已经运行的核电厂，还有12座正在建设中，24座在筹建中。这些决定攸关的不只是生命，更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前段时间忙一个项目忙得焦头烂额，前几天才记起自己好久没看康熙了。挑了一集采访何韵诗的，看到蔡康永和小S一整集都在直击和侧攻绯闻，直到最后节目结尾，蔡康永花了大概30秒钟呼吁观众关注甚至加入“反核四”的游行，把原委很简明扼要的叙述了一番。我当时就想，有多少非台湾人会去搜索一下核四是什么，有多少人会第一次听说一个20万人自发上街的游行，有没有可能娱乐界的宣传在激发出观众情绪的同时，已经播下了些许理性思考的种子了呢？

牢骚

竟然整个二月都没有码字，不过工作量突然加大和大病一场也算是正当理由了。

这两个月来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一个加拿大的项目上，交流最频繁的同事Z比我高一级，常驻在波士顿，在组里工作了快5年，这个项目每天的跟进也是她在远程牵主线。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从头到尾参与一个项目，所以精神比以往紧绷，直到有一天怎么都无法联系到Z。我以为她生病了，还在奇怪她怎么没有照惯例群发一封病假邮件的时候，组里的头CM面色凝重的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和同事伊米共用一间办公室，CM一边关门一边说他有坏消息要告诉我们。他顿了一下，说，Z今天早上被裁员了。我和伊米互相看了一下，心里凉了一截，看着CM阴沉的面孔，第一反应是：靠，难不成我和伊米也要被一起lay off了？大概我的脸色已经迅速的变得无比惨白，CM说，我们组这一季度的效益回升的很好，所以别担心，整个部门就裁了一个人，其他部门受的震动比我们这大得多，不过所有的裁员决定已经告一段落了。

过去的实习和工作经验都是在非盈利性组织或者政府部门，没经历过被lay off的事件。所以头一遭被告知说昨天还一起加班的Z今天已经丢了饭碗，还是着实受了一番惊吓，CM走后的的半个小时内我都没办法集中精神，打起字来手都颤巍巍的。我和伊米关起门来讨论，除了一丝丝的后怕，更是觉得这是年前上任的新部门主管在给所有人敲警钟，而这种警钟不管怎么敲都让人心生不快。

CM在告诉我和伊米坏消息的时候，提到了高层在作决定的时候看了大家的utilization。Utilization在咨询公司，审计所，律师行，或者还有其他按小时向客户收费的行业，是个通用的概念。每周你花在客户项目上的时间（也就是可以向客户收费的时间），除以每周你理应工作的40小时，得出的百分率就是你个人的utilization。前几天看见做审计胡大头在微博上转了一则，说utilization被译为“出台率”，不禁在内心略微吐了一口血，又不得不承认这翻译的妙处。为利益最大化的老板做事，个人的价值也被缩减成了一周接一周的百分比，而最直接的目标，也变成了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Z走人之后，我就暂时变成了牵主线的人，还好另外一个组派了个相对资深的同事来支援。不过另一个组的作息时间有些非人类。我们组里的人如果待到8点还没回家，就已经算加班到很晚了，可另一个组的风格是下午4点是布置新任务的高峰期，所以工作到晚上10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所以连续工作了十几天，包括周末加班之后，免疫力下降，于是重感冒才有机可乘。差不多一周前，因为感冒，一个头胀到两个大，背着公司的笔记本回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转钟，一边找钥匙开门，一边感到许久没有经历过的无助感像海啸般发作。

我知道这种一天工作14个小时的作息对某些行业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回头想想找工作的那会，最后会签现在的合同，也是因为知道组里的人都特别重视工作和工作以外生活的平衡。晚上10点半在两个大屏幕前看着Excel表格鼻子发酸，显然不在我对工作的期待里。我知道这个项目是暂时的，现在的忙碌也是特殊情况，但经历一阵子就会让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状态。我还在学习的很重要的一课，是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划分清楚，在有人试图越距的情况下，能保护好自己，当然前提是把份内的事做周全。

今天早上跟Rena聊天，说到她在巴黎有27天带薪假，每周的法定工时是35小时，想想自己包括病假在内也才能休息18天，还得紧巴巴的算utilization，就更觉得应该赶紧掌握划清界限这一重要技能。这几周最高的一次utilization到了150%，值不值，我还得再思考一下。不过最近几周每天回家了就瘫在沙发上，已经把整部《甄嬛传》看完了。老天爷助我下个项目不这么要死要活吧！

读《等待》

每次去书店的时候，只要看到中国作家的名字都会不由自主的特别关注一下，例如第一次听说闫连科还是在纽约的Strand。华盛顿有一家挺别致的书店叫Kramerbooks & Afterwords，除了卖书还擅长美食，尤其是甜点。有次因为暴雨在店里逗留了许久，也发现了一个叫哈金的作家，作品摆了一长溜。之前对哈金从未耳闻，但看到封面上各种文学奖的奖章，于是挑了一本他最早出版的小说《等待》，封面是根编好的长辫子。

故事里的男主角孔林是个军医，因为有着大多数医生没有的军医大学的文凭，在部队医院里很受敬重，但军区大院里的人对他的生活的其它方面却知之甚少。他在老家有个结发妻子，结婚后不久就有了个女儿。但他常年在一个叫Muji的城市里工作生活，因为他被分配到的军区在那里，而妻女却一直在偏远的老家。他每年休假回家一次，父母双双去世后，每次回家都让他如坐针毡，因为他时刻都被提醒着他不愿面对的事实：他的结发妻子淑玉是个裹了小脚的女人。故事背景设置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照理来说淑玉出生的时候，缠足在已经被明文禁止了。但在法令禁止裹小脚后，偏远地区里这个风俗还延续了十几年。所以淑玉之于孔林，是一道他自己都不忍直视的疤，即便他贴上了高等教育，体面职业，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的标签，淑玉的小脚和她粗鄙的着装，笨拙的言辞，还有她为他的家庭毫无怨言付出的所有都让他感到无比矛盾。

除了矛盾，他也羞愧，甚至无奈，因为他花了十八年的时间才等到和淑玉离婚的那一天。如果孔林没有遇见曼娜，如果曼娜没有被自己快要变成老处女的焦虑吃掉，我想孔林大概会一辈子都在矛盾羞愧和无奈里挣扎至死。曼娜大概是整个故事里最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虽然她一开始是最有生命力的，但最后也被一点点榨干殆尽。每次曼娜揣测孔林的时候，她都会强调说孔林是个好人。但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出发，孔林却毫无疑问的烂透了，正是因为他的懦弱和踟蹰，所以曼娜和淑玉才在十几年的等待里磨光了元气。

孔林终究和淑玉离婚了，但他也想尽最后一点责任，通过他军人的身份把淑玉和女儿的户口从弄转非。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淑玉搬到了Muji，为了避嫌曼娜和孔林有一阵没法见面。孔林意识到，就算好一阵子没见到曼娜，心里也没觉得缺了一块。他自己也在挣扎里失去了渴望和爱的能力。和曼娜结婚前，他们不能在军区大院以外的地方私自见面，所以他们的生活一直被院墙牢牢束缚住。但新婚之后，院墙不再是边界，但那堵墙好像永远都不会消失，那种常年的压抑和扭曲似乎无处释放。

哈金的行文极为平实，整个故事像在用一个长镜头缓缓的记录。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写到人物冲突的段落，就算张力不足，却绝对愈发会让人感到根深蒂固的压抑。我一开始以为哈金的小说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还有些惊奇翻译是怎么做到行文里都有浓浓的中文味，但又不觉得蹩脚。后来看到了哈金的简介，才知道他一直只用英文写作，虽然到了美国20多年，还是只能说一口让人似懂非懂的英语。我不知道他是有先见之明还是纯粹的幸运，哈金写出的有中文味的英文故事，对于英文世界里的读者来说，既有异国的神秘，又能引起任何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怜悯，甚至共鸣，因为无处释放的压抑和扭曲，并不是被哈金定格的70，80年代的专利。